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加快国际投资合作
中国前30年的经济发展充分表明，开放是改革不可替代的推动力量。中国在后危机时期更加艰巨的改革攻坚中，开放的推动力量尤为关键，推进新时期的开放就是推进改革。因而，我们需要准确把握后危机时期全球投资领域的发展态势与规则变化，切实推进在新一轮改革进程中的对外开放和国际投资合作。
“中国现在正处于加快对外直接投资的机会窗口期，但窗口是会关闭的，中国应时不我待，加快对外投资。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姚枝仲如是说。
5月25日，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投资合作论坛”上，与会专家就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如何开创中国国际投资合作的新局面发表看法。专家们认为，我们需要准确把握后危机时期全球投资领域的发展态势与规则变化，切实推进在新一轮改革进程中的对外开放和国际投资合作。
姚枝仲认为，亚洲经济危机作为新兴市场的危机给发达经济体的对外投资带来了很大的机遇。这一轮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机遇，而且这个机遇确实是一个窗口。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陈建奇也同意上述观点，他在论坛上发言表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迎来了黄金增长期，但可能要由引资转向选资，未来中国应成为世界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应该积极推动国际投资规则的变化，未来的格局变动势必将伴随中国在国际规则中话语权的上升。
如何增加话语权，提升对外投资的竞争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隆国强认为，要从过去比较注重硬实力转向硬实力和软实力兼顾，政府和企业要下更多工夫发展软实力。
“不是一个国家财大气粗就有话语权，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软实力是相当有限的。我们要抢占话语权，首先得站在大家能接受的意识形态制高点上，至少在经贸领域可以打两面大旗，一面是高举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大旗，一面是互利共盈的大旗。同时，除了意识理念的制高点以外，要特别注重在全球新的贸易投资规则的制定中发挥我们的作用，从参与到逐渐施加比较大的影响，到最后可以主导一些国际规则的制定。 ”隆国强说。
商务部综合司副司长冼国义在发言中说，“走出去”和“引进来”二者应均衡发展。在政策层面上，包括地方政府，大家还是对“引进来”更加重视，无论是政策、投入的精力、重视程度还是考核方面，“引进来”和“走出去”完全不在一个层面。
冼国义认为，中国国际投资合作的体制、机制要与国内的投资体制改革结合起来。
“现在，国内企业国内投资是一个办法，国内企业国外投资是一套管理框架，国外企业国内投资是另外一个框架。比如产业目录是不一样的，政策是不一样的，审批程序是不一样的，很多是不同的，但其实本质上都属于投资。对一个跨国经营的企业来讲，把投资分布在哪儿，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审批程序需要改进。所幸的是中央政府提出对投资体制进行改革，外资体制和‘走出去’的对外投资体制也应该进行改革。”冼国义说。
但这三个投资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或者说有没有参照系，往哪个方向上靠？有各方面的说法。冼国义说，不能忽视的就是要参照国际参照系，因为我们的企业要到国际上竞争，国际上的其他政府对投资是什么样的管理框架，要认真考虑。
与会专家表示，政府也好，社会也好，都要鼓励支持、培育、造就更多有国际视野、善于到海外进行投资的、有国际竞争力、受全球尊敬的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走出去”毕竟刚刚开始，但与中国经济相比极为不称。
在广东省工商联党组副书记李阳春看来，如何真正“走出去”，涉及到怎样“走进去”和“走上去”的问题。所谓“走进去”就一定是跟当地的文化发展相一致，融入当地的文化，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真正跟当地实现合作共赢。而“走上去”更加艰难，因为涉及到怎么占领产业链的高端，实现全微笑曲线。从这个意义来讲，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是互相联系的。
李阳春说，民营企业家们反映，要以二次创业的心态加快“走出去”的步伐，真正承担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无论是政治责任，还是经济责任。无论是民营经济的体制，还是机制，现在已经到了真正“走出去”、大批量“走出去”的时候。这种“走出去”要在海外进行二次创业，就需要调整战略思维。
他列举了广东的企业“走出去”的三种模式。第一，进行全产业链的海外投资，实现全微笑曲线的投资。第二，融入到当地，在当地组织公司、组织员工，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第三，收购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全部资产，类似于吉利收购沃尔沃这种模式。
李阳春建议，要充分认识到民营企业的这种全公司式的收购模式，全公司式的收购，应得到鼓励和提倡。因为它在民营经济海外投资上是一个重大突破，它的意义不是收购一个公司和品牌的问题，它给民营经济起到的是示范作用。此外，还要学会利用商会发展。
“现在全国工商联成立了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在国外设立了很多投资基金。广东省也在去年年底成立了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这些商会是由拥有海外投资经验的民营企业组成的。商会抱团 ‘走出去’已经形成了风气。”李阳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