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大聂：中美投资关系转变倒逼中国改革

　    投资重心转移导致新的政治挑战

　　过去中美经济关系的冲突主要集中于贸易、汇率和侵犯知识产权。目前绝大多数与投资相关的纠纷是由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国公司的管制引起的。美国官方也表达了对中国持有巨额美债的担忧。而中方主要担心的是手中美债的安全性。投资目标的演进会导致政治关系的改变，我们可以通过海外直接投资来预测一些政治关系的变化。

　　双边和全球收支的不平衡已经导致了中美关系的紧张。除了金融账户的变化，海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对中国经常账户形成了两方面冲击。在允许公司进入高附加值行业的前提下，海外直接投资会进一步加大中国对美贸易的顺差。OFDI的增加促使中国企业为美国提供更大范围的服务。与此同时，OFDI也可以作为海外市场的替代品，生产的本地化有利于减少中美贸易的顺差。

　　除了贸易方式之外，海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可能会对经常账户中的中美投资收入现金流产生长期的影响。过去，外方在中国的资产投入回报率远高于他们付给中国投资者的债务利息。这个差额看似很大，但鉴于中国在美的资产是美国在华资产的十倍，所以仍有上升空间。增加的FDI和其他高回报的资产会改变目前这种情况，并进一步提高净支付额，并导致美国经常账户的赤字。这给美国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迫使其寻求与中国贸易关系的再平衡来保证本国的国际投资头寸安全。

　　投资数额的上升也引发了大家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的担忧。决策者和执行者都很关心中国国有企业的超然地位是否会影响全球经济，并损害中外企业对全球资产的公平竞争。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对于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入市后表现的审查程序的监管和透明度要求越来越高。市场内部长期存在的不对称性加剧了大家对于不公平竞争的担忧。尽管中国采取了开放政策，但其对内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仍然是G20国家中最低的。所以在中国对美国和其他地区的OFDI额度很低的情况下，FDI的开放程度不是重点。但随着中国的OFDI已经渐渐接近了外国对华的投资额，且近年来外企和私企的经营环境不容乐观，美国日益把与中国互惠提上了议程。

　　另外中国公司通过海外并购获得潜在市场力量，欧盟委员会已经声明他们会把中国国有企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辖下的所有公司作为一个公司实体来看待，以便更好地评估其市场份额。这样做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些公司的最终控股股东是中国政府。

　　中美双方对中国在美上市公司的欺诈性索赔的争端是跨境投资新形式引发担忧的一个缩影：根本在于中国与现代市场经济体之间透明度和监管力度的差异。中国的法制和监管机构与美国和其他OECD经济体的监管标准并不一致。

　　中国近期的FDI潮又唤起了曾经的担忧：外国企业拥有美国资产所有权引发的国家安全问题。对此的担忧大体分为四类：战略资产的控制；重要国防投入生产的控制；恶意转让敏感领域科技技术给国外势力；间谍、破坏以及其他行动。鉴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和政治体制，政府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中国与朝鲜、伊朗的关系，以及军事力量快速现代化等因素，美国在和中国投资合作时，比和其他国家交往时对国家安全的担忧更加严重。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主要负责筛选对国家安全有威胁的外国投资。CFIUS最近的记录反映出了美国对中国投资的开放程度：自2000年以来已经超过了600个投资项目，大多数都不必要再审查。这些经CFIUS审查的项目基本都得到了公平待遇，并且通过了审核。但是，技术上的改变迫使CFIUS对于定义的校正和标准的审查过程需要一些时间。而既得商业利益者和鹰派的惧华情绪仍然会排斥中国公司，使过去的筛选程序含有政治意义。美国的领导层必须要加倍努力地扞卫CFIUS的中立性和透明度，并坚决反对审查过程政治化。与此同时，2011年中国制定了对内投资影响国家安全的审查程序。这个程序包含了审查标准。实际上这一构想还没有正式实现，但根据目前除国家安全和反垄断审查外的开放程度推断，中国正逐步从审批系统过渡到对内直接投资的现代规范机制上。

　　对于迫在眉睫威胁投资开放的事宜，中美双方都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很明显，战略互信可以避免引入为保护双方投资不在一夜之间陡增的繁琐机制，但是，实现解决互信的目标并不切实际。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中美双方可能会彼此怀疑，但是最终中美都会意识到双边投资是互利的。

　　中国应加快国内改革

　　中美投资关系正在变化。对中国直接投资资金流的分析表明，这种转型对于中美关系不仅在经济上，包括政治和安全方面都有广泛意义。

　　中国增加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为美国提供了新的资本、保持和创造了更多工作机会、增加了收入和创新等。它可以巩固中美经济关系。过去，美国与中国更紧密地进行合作，更多的是想获取抽象利益。目前中国对美投资意味着为美国创造工作机会，产生税收和其他地方利益。这种改变将会在中美经济合作中给美国人带来更多益处。

　　同时，中国投资的增加也引发了额外的担忧。因为国家安全是目前中国的主要关注点，未来仍然如此。但新的经济情况也会引发一系列新的经济指控，包括全球资产价格的扭曲、由于市场力量滥用导致的不公平竞争、消费者利益的损害等。美国和其他持有数千亿美元的中国资本必须寻求合适的解决方案使这些问题合法化，并且改变美国狭隘、谨小慎微的观念以及扼杀来自中国的竞争者的做法。

　　这些挑战也引发了中国决策者的思索。对于中国公司的怀疑多数源于中国政府和公司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决策者应该加速国内的改革，增加透明度，提高公司管理水平，规范国企和私企之间的竞争环境，放开外国公司的准入门槛，实施可信的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竞争政策，减少对企业海外投资决策的干预。如果不设法解决这些制度问题，中国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海外投资遇到阻力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

　　（本文由作者和ThiloHanemann合作完成。本文原文为英文，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翻译为中文。因版面有限，本文有删节，原文发表于《新金融评论》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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