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投资欧洲：有广度也有力度
2012-07-11 来源：商会
中国对欧洲投资近几年开始起飞。 2006至2009年，年投资额翻了3倍，2011年再次翻了三倍达到100亿美元。中国和欧洲的官方数据都不足以描绘出这一现象的概貌，然而基于中国在欧洲的新项目投资和兼并收购记录，却可能展现出其中的奥秘。
中国对欧洲的直接投资逐渐被商业动机所驱使。中国的政策是放宽政府管制，使企业自行判断投资前景。在中国对欧投资中，政治因素影响微乎其微，而对外投资低息贷款等产业政策激励对投资决策有深刻影响。
然而，这还不是主要因素。投资产业的多样性、投资欧洲的私营企业的数目、中国公司的竞争性行为，都展示出“利益”是最重要的投资动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没有因为某些政府与中国在政治问题或军售上持不同意见而遭受不良影响，与中国持相同见解的国家也没有因此获得投资回报，中国在欧洲投资的海外公司受政治因素影响很小。
在利益的驱动下，中国投资者的行动则展示出不同的形态。有人从国际品牌或先锋技术中获得竞争力；有人投资于先进制度管理下的高附加值产业；有人趁欧洲经济危机和人民币的强势地位抄底购入欧洲资产；也有些产品供给欧洲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趁机与欧洲消费者建立直接关系、扩展市场。
2008年后中国对欧投资开始迅速扩张。投资目的地以英法德为主，这与其他受商业利益驱动的投资者有同样的特征。在西欧中心地带以收购为主，在东欧以投资新项目为主。
中国投资欧洲的产业部门的多样性，说明传统投资模式正在发生改变。中国的投资重心从自然资源和促进贸易两方面，转移到全面的产业链。在30个部门中，有18个部门达成了2亿美元投资，9个部门达成1亿美元投资。若干部门的新兴项目得到数亿美元资金，这在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中并不多见。
可以认为，中国对欧投资既有广度也有力度。
投资公司的所有制方面，约三分之二的投资案例来自于非国有公司。但是由于官方投资的大手笔，210亿美元的投资中72%的份额来自于国有资产投资。这不仅符合中国直接投资的良性模型，也满足了欧洲乐于接受多种所有权公司投资的旨趣。这点与美国相似。
中国对美欧投资模式有着根本性的相似之处，体现在投资产业类型和投资企业所有制方面。尽管美欧应对中国投资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殊途同归。中国需要在美欧投资的机遇，这需要经合组织国家更加紧密的合作。
中国的投资者对欧洲而言是个未解之谜，现有投资还没有产生明显效果。中国对欧投资可能产生与其他国家投资相同的经济利益，提高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福祉。
预计2010～2020年间，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新增对外直接投资将达到1万亿至2万亿美元。如果欧洲维持上个十年吸引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约25%的趋势，在2020年前欧洲将从中国累计获得2500亿至5000亿美元的新对外投资。
即使中国对外资金流动减少，欧洲吸引外资的能力有所下降，未来十年中年均200亿～300亿美元投资额还是可以保证的。
对外直接投资不太可能对欧洲的就业产生消极影响。新项目会创造新工作机遇，收购不会对就业产生巨大调整，而更有可能使企业起死回生。目前因中国直接投资产生的岗位约有4.5万个。预测中国对欧投资对就业的影响因变量过多而难度极大。但是，考虑其他国家对欧投资产生的岗位对预测有所帮助。美国投资为430万欧洲居民提供了工作。欧洲能够为中国公司提供他们急需的高素质劳动力，这对维持乐观的就业形势也有好处。
我们对中国对欧投资在总体上持乐观的态度。我们的政策建议围绕一个核心的平衡，那就是欧洲需要一个共同的途径迎接中国的外资，同时避免潜在的政治经济风险。欧洲的开放政策将在中国外资走上第一个台阶的时候接受挑战。
第一，敞开大门。欧洲不应该以经济安全为原因设置资本流入壁垒。一些案例已经证实了这种忧虑。欧洲应该在开放和非歧视的大原则下，寻找彻底而广泛的途径来解决自身的忧虑。
第二，正确地解决市场扭曲问题。我们的建议是不要以经济安全和对中国体制的担忧为名加强资本筛查。理想的情况是，中国首先在国内解决市场扭曲问题，如果不能，欧洲需通过内部途径维护欧盟的利益，例如修订竞争政策。
第三，严肃对待国家安全。欧洲在审查外资对国家安全影响的时候各自为政，而没有考虑到欧盟的整体安全，同时有滥用保护主义的嫌疑，具有相当大的危害。因此，需要一个基于共同欧洲概念和法律框架的投资评价制度来解决这些问题。
第四，推动投资需设置正确的优先级。欧盟—中国双边投资协约将解决欧洲的市场准入问题，但是对鼓励中国投资收效甚微。因此，需要建立投资鼓励机制，帮助中国投资者克服困难进入成熟的欧洲市场经济。
从长远看，欧洲应尽快解决自身的问题，只有恢复竞争力才能维持其他国家的投资额和应对随之而来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