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走出去需要“真机遇”
在七八月，投资银行家集中休假的时间，出现三天内发布三起重量级海外并购消息的情况确实少见。
2012年7月20日，中信证券(600030,股吧)股份有限公司公告称，其全资子公司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将以12.52亿美元的总对价收购里昂证券100％的股权，其中19.9％股权收购已完成。
7月23日，曾折戟优尼科收购的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宣布，以151亿美元收购在加拿大上市的英国最大石油公司Nexen的全部流通股和优先股。
上述消息发布几小时后，塔里斯曼能源(Talisman Energy Inc.)宣布，已同意作价15亿美元将其英国业务49%的股份出售给中国石油(601857,股吧)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这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掀起第二波中国企业出海潮的延续。多家研究机构发布报告认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国内企业对外投资的需求高涨、速度惊人。将于8月中旬在香港举行的第二届中国海外投资年会将主题确定为“全球经济转型与中国海外投资新模式”。
2011年投资额达600亿美元
中国企业“走出去”经历了三个阶段：
1984〜2000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DI）规模较低，累计对外投资不足300亿美元。学界一般将1984年中国银行(601988,股吧)和华润联手收购香港最大的上市电子集团公司康力投资有限公司，视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第一案。
2000年至2008年金融危机前，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第一次热潮。2000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中国企业“走出去”提升为国家战略，而中国“入世”这一历史性事件及全球第五次并购浪潮的兴起，为“走出去”提供了国际背景和有利条件。这个阶段先后出现了TCL收购汤姆逊、上海汽车收购韩国双龙、联想收购IBM PC等大型交易。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引爆了中国企业海外收购的冲动。但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面前，让本轮抄底型的海外投资教训多于经验。最广为公众诟病的即是中投入股黑石。但教训并未放缓国内企业走出去的步伐。
据商务部统计，仅2011年中国企业共对全球132个国家和地区的339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实现直接投资600.7亿美元。
7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上表示，随着中国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将进入大规模扩张期，当前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为企业提供了较好的“走出去”的机会。
伴随着中国企业20多年的海外投资历程，政府的主导思路也在因时而变，由限制逐渐发展到鼓励、支持，审查程序在不断地规范、简化，外汇管制趋于宽松，信贷、保险、税收政策的支持力度在步步加大，引导中国企业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的用意明显。
值得关注的是，政策导向的鼓励范围逐渐加大，有关部门对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的扶持力度也在加大。6月29日，13个部委联合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开展境外投资的实施意见》，提出大力加强对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的宏观指导；切实完善对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的政策支持；简化和规范对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的管理；全面做好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的服务保障；加强风险防范，保障境外人员和资产安全。这一最新政策的出台预示着机构将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更具体、更细化的服务。比如，为了响应监管部门鼓励企业海外投资，银行设立专项贷款，只要企业符合相应的条件，银行会按照程序来发放专项贷款。
在政府战略鼓励、国内产业升级倒逼、市场竞争加剧和国际市场诱惑的综合作用下，不缺钱而缺合适项目的企业仍会把“走出去”作为企业的重要战略选择之一。中信证券国际董事长德地立人6月15日在“财新论坛”上说：“随着金融转型的推进，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发展会越来越好。”
让机遇成真
7月26日，中投公布了2011年境外投资收益率，为-4.3%，这一业绩跑输了多数主权基金。自2007年成立以来，中投对外投资的平均年化收益率为3.8%。有专家称，中国企业近70%的海外投资处于亏损状态，很多项目并没有按照预期的计划顺利运作和发展。
在全球经济脆弱的复苏过程中，金融市场发生新动荡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企业要规避哪些风险才能让机遇成为“真机遇”？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亚非部副主任张广荣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后主要面临市场风险和非市场风险，非市场风险主要包括八大类风险，分别为企业内部运营管理风险、文化差异风险、企业道德风险、东道国政治动乱风险、东道国政策与法律风险、合同条款风险、项目价值风险和自然灾害风险，“很多风险在国内投资也会遇到，如果仅凭着经验主义将相同的解决方式复制到海外投资中，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在张广荣看来，尤其需要引起重视的是文化差异。例如，中国企业在国内已经形成了一些人才管理制度，这套制度到了海外能否得到本地人的认同？如果无法认同会不会产生管理上的摩擦？诸如此类问题中国企业在走出去之前是否已经准备好解决方案？
君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石铁军持相近观点，他认为现在的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方面“还没准备好”，比如真正了解外国文化、制度和商业规则的人才并不多，语言仍是制约因素。更重要的是人才。例如，起用国外的管理人才，一些企业家在心理上很难接受这个选择，即便能接受也要有前提—对当地的经济、文化了解充分。根据自身情况找个好律师会对中国企业融入当地法律环境开展业务有更好的帮助。
德国伯尔基金会中国项目一直关注中国对外投资这一议题，尤其是资源开发项目。其环境项目经理曹可表示，这些项目与民众利益紧密相关，在国内开展工作都较为棘手，在国外会面临更多挑战，大型资源开发项目几乎都涉及地缘政治、民族情绪和对当地经济、文化、社会的冲击等问题，一旦处理不好，局面很难收拾。伯尔基金会项目经理曹可提到，当地的民众、民间组织、媒体很可能会拿国际标准要求外来企业，而中国企业往往对非经济因素考虑不足、经验有限、人才缺乏。国际大公司在项目的环境和社会影响管理方面也有很多问题，但相对来讲，较为体系化、规范化，且有专人负责，它们的做法值得借鉴。
用合适的方式走出去
在新的国际经济背景下，当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领域有两类，一是以大型国企为代表的资源性投资；一是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产业升级类投资，以购买技术、市场、渠道为主目标。对不同的投资意图和标的要用不同的方式投资和管理。
以银行业的走出去为例，中国农业银行(601288,股吧)资产负债管理部股权投资管理处景浩介绍说，相较于企业单纯的商业性海外投资，银行业的海外投资需要考虑的因素更为复杂，很多投资行为更偏向于跟随客户走出去的步伐进行全球布局，推进国际化战略。在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中，先走一步的是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601398,股吧)，但仍处于起步阶段。金融机构的海外投资主要采取两种方式—海外新建分支机构和参股并购，由于银行积累了大量在国内建立网点的丰富经验，同时对于海外监管制度和经营管理环境还需要一个逐步熟悉和适应的过程，目前更倾向于以较为熟悉的自建方式进行海外投资。近几年，参股或并购海外银行也已成为部分国内银行海外扩张的重要方式，但银行业的海外投资还需要更多地考虑管理的复杂性，前端投资决策和后台管理系统的统一是目前最为困扰的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