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和动力
当前，亚洲和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不容忽视。一是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加大亚洲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二是全球新冠疫情流行给国际贸易和全球供应链带来诸多风险。三是全球流动性收紧威胁亚洲金融市场稳定。与此同时，多方面因素将夯实亚洲经济持续复苏基础。一是亚洲的消费和投资市场在长期中保持韧性。二是产业升级转型优化亚洲产业链结构。三是区域经济合作不断释放潜力。
一、亚洲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
（一）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加大亚洲经济增长不确定性
长期以来，亚洲地缘政治关系相对复杂。亚洲是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大洲，包括48个国家，大多数国家为多民族国家。亚洲是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诞生的摇篮，也是文化最丰富的大陆，继承了许多古文明、传统、风俗和语言，导致亚洲各国之间政治、历史、宗教、文化、军事和应对西方的方式都存在较大差异。亚洲主要经济体之间也存在历史恩怨，影响了地缘政治合作。比如日本始终不承认二战侵略历史，引发地区国家不满；日俄、朝韩等国存在领土纠纷；中东地区长期因宗教和领土问题爆发战争冲突等。
中美博弈和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地区地缘政治风险。当前中美战略博弈日趋激烈，拜登政府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战略，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在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持续遏制打压中国，亚洲地区逐渐成为中美博弈重点。2022年8月2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使得台海局势再次升级。美国不断怂恿南海周边国家与中国对抗，经常派军舰在南海航行，试图在军事上威胁中国。美国积极拉拢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构建“美日印澳”四国联盟，企图联手遏制中国发展。经济方面，自从2012年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美国不断拉拢南亚、东南亚国家，推进美国主导的贸易协定，打造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包围圈。2022年5月，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试图通过拉拢部分国家在贸易、清洁能源等领域构筑一个封闭、对抗性的供应链体系，以降低各国对中国产业链的依赖度。亚太各国（包括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都与中国有着密切的经贸联系，在美国拉拢和威胁下，在中美博弈中面临着“二选一”或“选边站队”的难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域内经贸合作开展。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及背后的美俄博弈进一步加剧了亚洲的地缘政治风险。2022年7月，美国总统拜登访问沙特阿拉伯、以色列以及约旦河西岸。随后，拜登中东访问刚结束，俄罗斯总统普京启程访问伊朗。可见，美国与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各自拉拢盟友，围绕能源供给暗中角力。
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对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和企业全球化经营带来较大挑战。俄乌冲突是2022年最大的地缘政治事件，对区域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能源价格急剧上涨、全球稀有金属和原材料价格快速上升，全球粮食供应出现短缺，导致全球面临严重的供给和通胀压力，也对亚洲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带来挑战。另外，俄乌冲突和欧美对俄罗斯实施的贸易、金融制裁措施也影响到了区域之间正常的经贸往来，比如中欧贸易和“一带一路”合作。未来，亚洲地区长期存在的地缘政治风险因素将持续影响亚洲各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增加跨国企业全球化经营面临的不确定性，进而影响亚洲的经济增长活力。美国以提高供应链安全为借口，推动跨国企业撤离中国，将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影响区域产业链韧性。
（二）新冠疫情持续，增加供应链脆弱性
全球新冠疫情持续发展，给国际贸易和全球供应链带来诸多风险。经济全球化造成产品生产越来越全球化，供应链上的任何一个节点受到扰动，整个产业链就会受到影响。从各区域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看，欧美国家主要处于产业链下游，是产品需求方，而亚太国家是关键的生产、加工、制造基地，是产品供给方。因此亚太国家的疫情状况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尤为突出。由于亚洲各国疫情演变时点存在差异，防疫政策和医疗卫生基础条件有所不同，某个地区由于疫情停工停产，就会导致供应链中断，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将经由产业链和国际贸易快速扩散至域内其他经济体和全球。
2021年南亚地区疫情反复，增加了经济复苏难度。2021年4月，德尔塔变种病毒逐渐在印度肆虐，印度政府采取了封城措施，企业大面积停工，多条客运和货运线路中断。印度部分产品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占比较高，疫情暴发威胁了全球多条供应链。具体看，印度生产了全球近20%的仿制药，其原料药是药品供应链的重要一环，疫情期间印度医药中间商和原料药企业开工率仅30%左右，对全球药品供应链造成破坏性影响。印度是全球第二大手机生产国，也是电子消费大国，电子产业供应链也受到严重威胁。另外，印度是疫苗出口大国，疫苗主要出口亚非拉国家，疫情扰乱了发展中国家疫苗供应。同时，印度作为劳务输出国，疫情也使世界多国劳务市场供应面临极大不确定性。全球服务于远洋船舶的海员中有24万印度人，航运企业面临海员雇佣压力，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航运供应链的紧张态势。不过，由于印度进出口贸易总额仅占全球贸易的2%左右，故印度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相对有限。
然而，2021年下半年随着疫情迅速蔓延到整个南亚、东南亚地区，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受到的影响变大。2021年8月越南疫情逐渐失控，单日新增病例破万。越南是重要的服装、鞋类生产基地，是世界第二大纺织服装出口国，也是电子产品重要加工组装地，越南北部聚集了苹果、LG、三星电子和其他全球科技企业供应商。当地疫情使大量工厂生产中断，加剧了全球供应链断裂风险。2021年8月越南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从上月的45.1%跌至40.2%，是自2020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第三季度GDP同比下降6.2%。2021年8月马来西亚也遭遇疫情严重影响，加剧了全球芯片供应不足。马来西亚半导体封测产能占全球13%，是全球七大半导体出口中心之一，芯片在马来西亚总出口中的比重在14%左右。据统计，全球有50多家半导体企业在马来西亚投资，其中大多数是跨国巨头，包括恩智浦等。芯片巨头——意法半导体位于马来西亚的一个工厂2021年8月出现集体感染，相关确诊病例超过400例，工厂生产被迫中断，导致芯片供应短缺。半导体行业中，亚太地区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产业链中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根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发布的数据，2019年韩国半导体企业销售额占全球的19%，日本占10%，中国台湾占6%。疫情的暴发和防控措施导致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地区的半导体生产面临严峻压力，加大了半导体供应链风险。2022年夏天，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疫情再度反复，引发市场对于半导体供应链的担忧。未来，疫情演变还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疫情可能不断反复，防控措施的变化及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将持续影响亚洲部分关键产业链。
（三）全球流动性收紧威胁亚洲金融市场稳定
美联储加速收紧货币政策，亚洲各国跟随加息。为遏制通胀快速上涨，2022年美联储加快收紧货币政策，在3月、5月、6月和7月分别加息25、50、75和75个基点，预计到2022年底联邦基金利率将升至3%-3.5%区间。此外，美联储正式启动缩表进程，自2022年9月起，每月缩表规模预计将达到950亿美元，将是史上最快的削减速度，预计2022年资产负债表将较高点下降5000亿美元左右。随着美国持续收紧货币政策，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走高，美元指数持续走强。截至2022年8月底，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1%，较年初提高148个基点，年内美元指数升值幅度超过8%。亚洲大部分经济体自疫情以来始终维持宽松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复苏，但是由于各国在跨境资本流动、汇率等方面受美联储货币政策影响较大，为避免资本大幅外流，这些国家不得不跟随美国收紧货币政策。
韩国央行自2021年8月启动第一轮加息，至2022年8月底已连续加息7次，前5次每次上调25个基点，2022年7月大幅加息50个基点。印度2022年4月CPI增速上涨至7.8%，连续7个月通胀超过央行6%的容忍上限，在通胀和货币贬值压力下，印度央行2022年8月将基准利率提高50个基点至5.4%，自5月以来，印度央行已将基准利率提高了140个基点，使得印度基准利率回到了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22年8月，以色列年内第四次加息，将基准利率上调75个基点至2%，是20年来最大幅度的单次加息。东南亚各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纷纷收紧货币政策。2022年7月，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宣布将隔夜政策利率调高25个基点至2.25%，而5月份马来西亚已加息25个基点，是该国过去10多年来首次连续加息。2022年7月14日，以外汇为主要政策工具的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上调新加坡元名义有效汇率政策区间的中点，从而允许本币升值。同日，为应对通胀压力和货币贬值，菲律宾央行将基准隔夜借款利率和贷款利率均上调75个基点，分别达到3.25%和3.75%，加息幅度为近22年来最大。2022年8月，泰国央行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0.75%，是2018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
相较于全球高通胀肆虐，日本通胀水平依然处于较低水平，日本央行继续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利率维持在负利率水平，以提振疲软的经济。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多次表示，央行必须维持宽松政策以支撑经济，直到通胀变得可持续。
全球金融环境收紧加大亚洲金融市场波动性。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亚洲在双多边经贸活动中高度依赖美元，美联储货币政策持续收紧给亚洲金融市场带来较大影响，亚洲面临越来越大的资本流出压力。根据彭博数据，2022年第二季度，全球基金在亚洲7个新兴市场（包括中国台湾、印度、韩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及泰国）净抛售了400亿美元股票，超过此前三次大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3年缩减恐慌以及2018年美联储上一轮加息周期的峰值。持续的资本外流正加大亚洲金融风险。2022年5月，斯里兰卡出现主权债务违约，8月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国际投资者开始担忧亚洲其余新兴经济体发展状况。
亚洲各国股汇债市场也面临较大冲击。在美联储持续加息和避险情绪带动下，2022年美元大幅走强，给亚洲非美货币带来较大压力。截至2022年8月底，日元、韩元、人民币、泰铢、林吉特、新台币、新加坡元等主要亚洲货币兑美元年内跌幅分别超过20%、11%、7%、8%、8%、9%和3%。股市方面，随着跨境资本流出增加、经济增速放缓和避险情绪升温，多数国家股市表现不佳。截至2022年8月底，MSCI亚洲指数年内下跌18.1%，其中，韩国综合指数、上证综指、越南胡志明指数、菲律宾马尼拉综合指数、富时马来西亚综合指数下跌幅度分别超过17%、11%、14%、6%和3%。而日经225指数受益于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跌幅仅2.5%。
不过，尽管2022年风险事件频发，欧美大幅紧缩货币政策给亚洲国家带来较大扰动，但是预计风险将明显低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首先，过去20多年亚洲各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提高了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0年泰国和菲律宾国际储备/外债总额的比例分别达到126.4%和111.7%，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两国的这一比例仅分别为24.5%和17.2%。许多亚洲国家也加强了经常账户和财政收支平衡，目前东亚、东南亚大部分经济体都是贸易顺差国。在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复苏仍然存在瓶颈背景下，亚洲出口型国家实体经济复苏相对较好，有利于提振市场信心，稳定经济形势。另外，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多元化，人民币在域内的地位不断上升。2022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与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马来西亚中央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等央行合作发起人民币流动性安排（RMBLA），旨在通过构建储备资金池，在金融市场波动时提供人民币流动性支持，作为美元流动性的重要补充。从上述角度看，当前亚洲地区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较小，但是货币贬值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出压力仍将给区域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二、未来亚洲经济增长的动力
（一）亚洲的消费和投资市场在长期中保持韧性
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下，尽管亚洲地区短期可能面临出口需求乏力、消费增长动力不足等风险，但长期内亚洲消费与投资市场仍具有较强韧性。
第一，经济快速发展与人口持续增长提升了亚洲地区的居民消费能力。亚洲占全球总人口的近60%，人口数量保持较高增长。当前，美欧国家的消费能力较高，但人口呈下降趋势，2021年北美人口增长基本渐入停滞，同比仅增长0.006%，欧洲人口数量更是同比减少0.14%。相比之下，亚洲人口数量稳定增长，2021年同比增加1.08%，高于全球人口增速（0.9%）。同时，亚洲经济发展带动居民收入增长，中产阶级人数不断增加。预计到2030年，亚洲将有10亿的新中产阶级诞生，其中，中国和印度新增的中产阶级人数比重分别高达35%和40%，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菲律宾、越南等国家也将出现较高的增长。世界数据实验室（World Data Lab）研究表明，当前亚洲国家的中产阶级人数占全球的一半以上，但消费支出仅占全球中产阶级群体支出的41%，这意味着亚洲的消费市场仍具有发展潜力。
第二，亚洲成为新消费的主要群体，带动相关产业的消费与投资增长。随着亚洲消费者的消费习惯逐渐成熟，对食品等生活必需品质量的要求将显著提升。普华永道、荷兰合作银行与淡马锡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亚洲消费者对食品营养、安全和健康程度的要求逐渐增加，预计到2030年亚洲消费者的食品支出将增长至8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食品和饮料市场。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的食品支出将大幅提升，2019-2030年的复合年增长率将分别达到5.3%和4.7%，中国的食品需求增速也将达3.9%。为满足快速增长的食品消费需求，未来十年亚洲食品行业将形成近7500亿美元的投资潜力。
第三，数字经济发展为亚洲消费和投资增长注入活力。当前，亚洲各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东亚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中日韩的数字经济规模分别为全球第二、第四和第七；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数字经济规模也处于全球前列，其他亚洲国家则相对较弱。随着零售业数字化推动互联网消费模式发展，未来亚洲有望形成先发区域带动后发区域的协同发展模式，将进一步扩大亚洲消费市场规模，激发消费潜力。2021年，亚洲占全球在线零售额的近60%。Tofugear《2020年亚洲网络消费者报告》指出，约61%的亚洲消费者更倾向于网络购物。东南亚将成为互联网消费发展的主要地区。除了中日韩的电子商务巨头之外，亚洲主要的电商平台集中于东南亚地区，例如位于新加坡的Shopee和Lazada。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数据显示，2021年东南亚电商销售额同比增长30%至69亿美元，预计2026年的销售额将增至166亿美元。疫情进一步加速互联网消费市场发展，2020年以来东南亚地区的网购消费人数激增7000万人，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等中国大型科技公司也逐渐增加向东南亚的投资，形成新的区域增长动力。
（二）产业升级转型优化亚洲产业链结构
在全球经济疲软和能源价格不稳的双重压力下，2022年下半年的全球货物贸易增长形势不佳。世贸组织指出，2022年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同比增速由上年年底的5.7%放缓至3.2%，二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速低于一季度，预计全年贸易增速为3.0%。亚洲地区的贸易出口不确定性增加，除部分能源出口国将保持增长之外，中国、韩国和日本二季度分别同比下降0.4%、2.2%和4.9%。东南亚商品出口也出现萎缩，7月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的出口贸易增速环比分别下降10.6%、5.6%和3.7%。随着亚洲地区一体化程度不断加强，区域共同市场建设稳步推进，将促进亚洲区域内经济体发展，降低贸易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冲突对亚洲产业链的冲击，保障亚洲地区长期增长动力。
当前，亚洲各国的优势产业互补性强，形成了分工合理、相互协调的产业链格局。一是亚洲地区具有相对互补的要素禀赋，存在明显的技术水平差异和制造业梯度。东南亚国家拥有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具有劳动密集型低端产品的制造优势；中日韩均推出“新旧动能转换”的经济发展战略，强化高端产品制造；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中东国家拥有丰富的能源。二是亚洲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具有相对完善的交通运输网络基础，跨境运输产业相对发达，物流一体化程度较高，区域内生产成本相对较低。以中国为枢纽的亚太区域产业链已经具备相对健全、互联互通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例如，中国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已基本形成网络完善、布局合理、运行高效的一体化综合运输体系。三是亚洲地区具有相对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条，汽车、芯片等产业已经显现规模经济效应，形成产业集群。一方面，多数亚洲国家具有围绕行业龙头企业上下游构建的产业集群，形成资源、制造、销售聚集的完整产业链条。另一方面，亚洲各国之间的产业互补性强，在部分行业中具有成熟的区域产业集群。以半导体产业链为例，中日韩与新加坡在芯片设计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东盟国家在封测环节等技术含量较低的半导体领域具有明显优势，日本则是全球半导体相关原材料与关键器件的主要供应商。
亚洲地区各国仍存在明显的发展能量差，拥有进一步优化区域产业结构的空间。中国产业升级转型加速亚洲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中日韩三国在计算机、电气设备等领域竞争加大，中低端产业加速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转移。尤其是依托大数据发展的新趋势，信息技术发展将进一步推动亚洲地区物流一体化，促进虚拟网络与互联通道的建设，加强区域跨境物流网络的组织化与要素流通的灵活性，为亚洲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良好基础设施条件。
数字、绿色等新经济崛起给亚洲产业链发展带来一定挑战。智能制造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使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能够实现自动化、机械化、智能化生产。新冠疫情暴发更是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风险，日韩美欧等部分发达国家加速推动产业回流，尤其是鼓励医疗卫生、关键零部件等相关产业制造回归本土。未来，亚洲地区的中高技术制造型国家可能实现多元化产业发展，这将打破亚洲地区原有的产业分工，加速亚洲产业链结构调整，倒逼亚洲地区的中低技术制造型国家降本增效，加快产业转型步伐。绿色经济转型也加大了亚洲地区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亚洲产业链承担了大量服装、家具、机械设备等产品制造，能源消耗相对较高。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清洁能源技术相对发达，绿色经济发展可能会增加美欧向亚太国家的绿色环保技术出口，产生技术外溢效应，带动亚洲地区的清洁能源行业发展。然而，绿色经济转型限制传统能源行业发展，沙特、阿联酋等西亚地区的能源出口国家转型压力增加，印尼等煤炭出口国也将面临融资减少的困境。
（三）区域经济合作潜力不断释放
2021年以来，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推向前进。亚洲经济体之间保持了高水平的贸易往来，地区内各经济体产业相互依赖程度日趋加深。在旅游、交通等传统跨境服务贸易业态遭受疫情重创的同时，数字贸易等新业态在亚洲地区蓬勃成长，成为推动区域一体化和全球贸易复苏的新兴力量。
RCEP助力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迈入新阶段。作为全球覆盖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2022年1月1日RCEP正式生效，给亚洲区域经济增长和贸易投资带来丰富的制度和开放红利。一方面，RCEP推动亚洲贸易投资合作迈向深入。RCEP有效降低了成员间关税壁垒，扩大地区内服务贸易和投资市场准入水平，提高了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程度，密切域内国家的经贸投资往来，为扩大区域贸易投资规模、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按下了“加速键”。另一方面,RCEP将强化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原产地累积规则被认为是RCEP在货物贸易领域最亮眼的成果。根据该规则，在确定产品原产资格时，可将各RCEP成员国的原产商品累积计算，从而更容易享受到优惠关税。这有利于跨国公司在RCEP区域内依托各国资源禀赋与市场优势，更加灵活地调整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实现高效的要素资源配置，释放产业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也将促进区域内中间产品的贸易投资，推动形成更加密切、稳定和有竞争力的区域产业链分工合作体系。
不断完善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为亚洲区域合作开辟了新的突破口。亚洲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处在全球领先地位，同时域内经济体积极参与各类数字治理平台，CPTPP、RCEP等大型区域贸易协定中均包含高水平、宽领域的数字经济规则，亚洲经济体在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新加坡-澳大利亚数字经济协定（SADEA）等专门的数字经济协定中表现也十分活跃。新的数字贸易协定和规则不断涌现，为亚洲各国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市场、提升数字治理水平提供了便利，也为亚洲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