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
（一）产业投资结构的调整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国内建设一穷二白，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十分落后，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汽车、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许多机器不能造”。在经济基础薄弱、贫困人口众多、资本要素稀缺等内部条件极差，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对我经济封锁、军事威胁等恶劣外部环境的背景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地推进工业化，集中人力物资优先发展重工业，于新中国诞生后30余年，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1958—1978年，三次产业结构由34：37：29变为28：48：24，1978年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占比57%，轻工业为43%。
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建设目标的调整，产业结构失衡成为经济工作的突出问题，我国投资结构进行了相应转变，农、轻、重关系和三次产业关系得到很大改善，国民经济呈现出各产业全面发展的势头。1982—2003年，三次产业投资年均分别增长14.1%、11.9%和19.7%，其中工业投资年均增长11.7%。一产投资比例由1982年的2.8%降至2003年的1.9%，二产投资比例由57.1%降至25.2%，其中工业投资比例由55.3%降至23.5%，三产投资比例由40.1%升至72.9%。工业投资比重大幅下降，第三产业投资比重显著上升。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提前完成了国民经济翻两番的目标，国民经济“短缺”状态基本结束，经济运行开始由供给短缺转为需求不足。为此，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能源、交通、原材料供给等方面投资，这既保证了投资的效益，也为我国加入WTO后成为“世界制造工厂”提供了保障。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为减缓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政府进一步扩大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投资，以弥补出口萎缩造成的负增长缺口。这个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重化工业化重启态势。经济增长动力的变化推动了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化，2012年除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外，六大高耗能行业能耗占工业能耗的比重高于70%，重化工业高速增长。
（二）要素投入结构的调整
建国初期，在遭受全球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禁运的环境下，我国通过等价交换的外贸方式，接受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设备援助，这一时期工业总量增长和结构升级势头良好。20世纪50年代末国内工农业结构严重失调，加之前苏联开始逐步撤离援助我国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国民经济一度陷入极其困难的局面。虽然政府能够通过行政手段在行业间分配生产要素，但要素结构与工业结构之间存在明显偏差，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工业结构升级的势头。60—70年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探索中经历了很大的曲折，面临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极为复杂多变，通过吸收和利用国外高级要素具有较大风险和不确定性，我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结构失调和剧烈波动。
1978年以来，我国逐渐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国内要素结构逐步升级，资本积累速度不断加快。1988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高度肯定了科学技术之于国家发展的重大意义。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必须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决策，人力资本投资和科技创新投资均有显著提升。1992—2002年我国教育经费支出由867亿元增加到5480.03亿元，年均增长20.2%。1995—2002年我国研发经费（R&D）总投入由349亿元增至1287.6亿元，年均增长20.5%，R&D投入强度由0.57%升至1%。2003年以来，我国实施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和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投资对教育设施的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2003—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中教育投资由1474亿元增加到4679亿元，年均增长13.6%。在科技事业上坚持走自主创新道路，进一步深化科技改革，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2003—2012年我国研发经费（R&D）总投入由1539.6亿元增至10298.4亿元，年均增长23.5%，R&D投入强度由1.31%升至1.98%。
（三）投资主体结构的调整
1956年底，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逐步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基础。公有制经济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由1952年的44.7%，迅速增加到1957年的73%，并很快达到近乎100%。此后20多年中，我国所有制结构在保持这一初始格局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小幅调整。
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尝试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引入市场机制，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私营投资和个体工商户投资开始出现，随着理论与实践的深入，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以及民间投资进入快速积累阶段，1992—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达22.8%，民间投资的高速发展对解决当时国内供给短缺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促进了我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2003—2011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整体较为平稳，从投资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看，政府资金更加集中投入了公共领域，交通、公用事业和公共管理三大行业的国家预算内资金投入占全部国家预算内资金的60%以上。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让民营资本进入公共领域，2004年建设部出台《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为PPP项目开展确立行政法规依据。外企、民企开始积极参与污水处理、自来水、地铁、燃气、路桥等公共项目投资。2004—2011年，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中民营投资占比由30.4%逐年提高至58.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领域聚焦高质量发展和全面提质增效，投资总量保持平稳增长，固定资产投资效能不断提高。2021年资本形成总额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1个百分点，投资增长有效发挥了对经济平稳运行的支撑作用。
（一）产业投资结构持续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固定资产投资领域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投资基础不断巩固，工业投资加快转型升级，服务业投资保持快速增长，投资结构持续优化。2021年第一产业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2.6%，比2012年提高1.0个百分点，农业投资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生产效率极大提高，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2021年我国第二产业投资年均增长5.9%，其中工业投资年均增长7.2%，工业技改投资年均增长8.6%。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快于传统制造业，2013—2021年，装备制造业投资年均增长7.3%，增速比原材料制造业投资高3.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年均增长15.7%，增速比全部制造业投资快8.7个百分点。2013—2021年我国第三产业投资年均增长8.9%，2021年第三产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66.6%，比2012年提高4.9个百分点。全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保持快速增长，年均增速达12.1%，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年均增长17.3%，增速比全部服务业投资快8.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投资发展壮大，推动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明显提高，进一步彰显高质量服务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二）创新要素投入力度不断加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坚持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对我国科技创新事业进行了战略性、全局性的谋划，提出了一系列奠基之举、长远之策，创新发展新动能得到进一步释放，为保持经济平稳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2021年我国研究与实验发展（R&D）经费投入27956.3亿元，较2012年增长了1.7倍，R&D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44%，较2012年提高0.46个百分点。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量子科技、人工智能、高速铁路、国产航母等基础和前沿领域取得了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2021年，我国R&D经费投入达27956.3亿元，稳居全球第二；近5年年均增速达12.3%，较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分别高了4.5个、8.8个、11.3个百分点。我国科技事业发生了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变化，成功跨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全面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十年上升了22位，是世界各国中唯一持续快速上升的国家。
（三）投资主体结构进一步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作出一系列部署。2016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第一次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专门出台针对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文件，明确了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主要举措和任务要求。《政府投资条例》《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机关团体建设楼堂馆所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出台，建立起投资管理的行政法规框架。规范有序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推动符合条件的项目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促进基础设施领域投资主体多元化，开辟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资金新来源。随着投融资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负面清单”制度落地实施，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多种所有制投资“百花齐放”的格局逐步形成。民间资本推进形成多元化格局。2013—2021年，我国民间投资年均增长8.9%，占全部投资的比重稳定过半，成为拉动投资增长的重要力量。2021年，我国港澳台企业投资同比增长16.4%，外商企业投资增长5.0%，增速均快于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同时，随着商事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蓬勃发展，小微企业大量产生，小微企业投资快速增长，2016—2021年小微企业投资年均增长7.5%。
（一）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客观要求。事物是运动的，矛盾是发展的，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过长期的高强度投入，我国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既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又存在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新动能对旧动能的替代仍需一定时间，民生和生态领域还有不少明显的薄弱环节，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还不高。投资必须紧扣社会主要矛盾这个主题，投资方向和结构必须精准，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不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
（二）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必然结果。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经历了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以后，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方式转向质量效益型，发展动力转向创新驱动。谋划和推动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不能仍将投资作为传统的短期需求因素、传统增长动能考虑。应将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贯穿投资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发挥投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中的关键作用，促进投资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三）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途径。经济学理论认为，投资导致资本积累，能提高一国的潜在生产能力，从而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高质量投资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先导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强调“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指明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重点和基本方向。总的来看，新时代新征程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整体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因此，投资方向方式必须优化，要按照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需要，着力加强关键领域的投入。
启示与建议
（一）投资活动要适应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需求。建国初期，为尽快改变工业水平落后的状况，我国集中主要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起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引入市场机制，民间投资快速增长，物质层面的供求不平衡矛盾得到有效解决。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强调指出“要从我国国情出发、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有领导有步骤推进改革，始终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新时代投资活动必须坚持方向不变、道路不偏、力度不减，按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规律，不断扩大投资规模、改善投资效益。
（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投资结构的优化提升。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就要求我们着力破除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各种障碍，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一是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通过价格机制引导生产和资金流向，提高资本使用效率。二是健全与完善资本市场，规范发展股票市场，有序发展债券市场，稳步发展期货及衍生品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三是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三）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这一论述和部署体现了我们党对建设科技强国内在规律的新认识，为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指明了方向。一是实施更大力度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普惠性政策，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二是培养造就更多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打造高水平人才队伍。三是完善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构建充分体现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提高科研人员收益分享比例。
（四）加快健全投资管理制度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是促进有效投资增长，增强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关键作用的重要保障措施。一是明确和简化投资审批管理，加快健全投资管理制度体系，严格投资审批事项管理。二是创新和优化投资审批程序，深化投资在线平台创新应用。三是规范和严格投资审批活动，强化项目决策管理。四是加强和改进投资监督管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