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国故事”(中)
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通常一个企业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往往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其自身的竞争优势，得到更高的回报。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一些企业到中国大陆来投资，尽管都是一些技术水平比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它们已经在这些领域拥有了技术、管理、品牌和营销优势。随着韩国、台湾地区本地成本的上升，将厂家搬到中国大陆，可以利用大陆较低的生产成本，获得高的投资回报。同样，当时德国大众到中国生产汽车，主要是为了绕过中国市场的壁垒，令大众汽车的竞争优势得到更高的回报。事实上大众汽车也确实一度在中国市场独步江湖。但问题是，中国对外投资的大部分企业似乎并没有非常明显的独特的竞争优势，无论是中铝试图投资力拓，还是吉利购买富豪(沃尔沃)，皆是如此。
既然这样，那中国企业为什么还要前赴后继地对外投资呢？邓宁等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提出了企业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三种动机：提高效率、扩张市场和战略资产。具体来说，上面提到的20世纪80年代台湾地区的服装厂搬到大陆生产，就是因为台湾的劳动成本已经难以支撑劳动密集型服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到大陆来生产，就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从而保持国际竞争力。而大众汽车到中国来的动机却不太一样，躲过超过100%的汽车进口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占领中国市场，比降低生产成本要重要许多。而吉利购买富豪，更主要的是因为富豪的品牌和技术这样的战略资产。
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国选择，通常有一些一般性的规律。比如说一个国家工资低(成本优势)、收入高(市场优势)、人口多(市场优势)或者法制健全(制度优势)，通常就能吸引较多的外国直接投资。但把这些原则套用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上，基本都不太适用。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相对比较复杂，综合在一起反而看不出一般性的规律。但也有一些现象可能是外部因素造成的，比如中国有不少投资去了法制体系比较薄弱的非洲国家，起码部分地是因为欧美等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对中国直接投资的限制也相对严厉。但最突出的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集中的领域基本都不是中国企业具有比较优势或者竞争优势的领域。比如制造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例还不到5%，远低于世界平均23%和发展中国家平均15%的水平。
我们在研究中提出的第二个假说是：中国企业向海外进行直接投资，其主要目的是培育自身的竞争优势。也就是说，这些企业大多还不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应该说中国的这个现象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一些文献已经发现早年韩国和巴西的企业在向海外尤其是发达国家投资时，也存在同样的动机与行为。如果说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这可能是个别现象，但在中国这就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这当然与前面提到的国家的巨额外汇储备紧密相关。另外，在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累计额中，国有企业占到2/3。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投资行为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面对明显的资金约束，而国有企业面对的约束就要宽松得多。民营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培育竞争优势的相对较少。
专家利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公布的大型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资料对这个假说通过两步分析进行了间接的验证。第一步，她根据发改委公布的项目及有关企业的资料，确认投资者自己申报的对外投资的动机，主要分为四大类：追求市场份额、矿产资源、战略资产与生产效率。当然，企业申报时有时候会出现多重动机，比如说既是为了扩大市场份额，同时也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效率。这个时候就需要判断、区分主要动机与次要动机。第二步，根据项目投资地的选择，她利用多重分类评定模型来验证企业自报的动机是否合理。比如说如果一个企业自报投资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市场份额，那么投资国的经济规模等变量就应该是投资决策的显著决定因素。如果投资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效率，那么投资国的成本水平就应该是显著的决定变量。通过这样的分析，她大致确认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动机。在所考察的所有大型对外投资项目中，追求市场份额的占28.4%，投资矿产资源的占51.3%，寻求战略资产的占20.1%，而以提高效率为目的的只有0.2%。如果把考察的样本限制在制造业企业的对外投资项目，上述比例就分别变成22.2%、31.6%、45.5%和0.7%。因此，简单的结论就是，对那些大型投资项目而言，成本与效率基本不是考虑的主要动机，但追求市场份额、矿产资源和战略资产的动机就十分清晰。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涉及的追求市场份额与前面提到的大众汽车到中国来投资的情形还是不太一样。这里大多数是国内企业到海外创办贸易公司，直接帮助国内产品出口到投资地市场，生产厂家还会留在国内。我们曾经把这个中国特色的现象概括为“向海外投资但不搬迁生产企业”。
出现这种独特的现象，可能是因为国内的生产成本还有竞争力。比如，虽然联想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业务，但是如果把联想的生产线搬到美国来，可能反而会失去竞争力。更重要的是，多数国内企业尚不具备明显的国际竞争力。在宏观因素提供了对外投资的可能性时，企业并没有现成的竞争优势可以利用，因此更多地将对外投资作为培育独特竞争优势的手段。这样就容易理解，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增强国内企业的竞争力：投资矿产资源是为了保障未来的稳定供应，投资战略资产是为了直接升级国内企业的管理水平与生产技术，而投资贸易公司是为了直接扩大海外市场。当然这些都是以国家有钱用于对外直接投资作为重要前提的，也跟我们观察到的中小企业在对外投资时面对更为严厉的信贷约束是一致的。
四、对外直接投资的生命周期
当然，上面所讨论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特点只是一个一般性的概括，主要反映大型投资项目尤其是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国有企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累计额中占到2/3，因此说它们代表当前投资的主体应不为过。但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也在迅速成长，尽管在投资额中的比例还很小，投资案例数却已占多数。更有意思的是，民营企业的投资动机与大型项目也有明显区别。比如王碧珺对浙江省的中小企业的数据分析发现，对外投资的主要形式就是贸易与生产。按投资项目数量分，两者的比重分别为77.3%和12.5%；而如果按投资额计，两者的比重分别为31.9%和39.8%。
与大型项目投资企业相比，这些中小企业具有一些非常显著的特点。如前所述，大型企业对外投资可能得益于国家积累的外汇储备，但中小企业却面对明显的信贷约束。同时，中小企业大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它们最近开始增加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生产成本上升，而投资地也多为收入水平更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尽管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但从上面的分析可以推断，那些以生产的形式到国外投资的企业，其实是把工厂搬到成本更低的投资国去了，其主要动机就是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这一点，与20世纪80年代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企业搬到中国大陆来是一个道理。这个发现让我们意识到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和行为可能会随着经济与政策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
因此，我们在研究中提出的第三个假说是：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存在一个生命周期。我们把对外直接投资按照不同的动机分成三种形态，即获取战略资产、提高生产效率和占领当地市场。随着经济发展、成本提高、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可能逐步从获取战略资产向提高生产效率过渡，然后再向占领当地市场演变。不过在具体的讨论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指出，在任何国家、任何阶段，不同的投资动机和形式都可能是同时存在的。我们的分析只能尽量概括主要故事，不可能面面俱到。
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曾经在其研究中提出不同于对外直接投资美国模式的日本模式。他认为，作为世界最发达经济体的美国，生产成本非常高，其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还是来源于不断进步的技术水平。因此，这些企业在做对外投资决策时，成本往往是一个次要的因素，最主要的动机是克服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直接进入、占领投资国的市场。但当时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是成本推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进入快速工业化的轨道，首先发展的是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这些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是低成本，尤其是廉价劳动力。但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即劳动力市场从过剩变成了短缺。国内成本上升促使日本企业在20世纪70年代大量地迁往韩国等四小龙经济体，其目的就是为了降低成本，保持企业的竞争力。
小岛提出的“日本模式”的概念没有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其原因之一是即使在当初，日本企业对外投资也是多样化的。更重要的是，之后日本企业对外投资的形式很快发生了变化，所谓的“日本模式”与“美国模式”的界线不再清楚。事实上到了20世纪90年代，成本已经不再是驱动日本企业迁移海外的最重要的因素。同样，我们在研究的早期曾经提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也同样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不过其原因可能更复杂。除了“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可能不能充分反映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多样性和动态性以外，在更为广泛的讨论中，“中国模式”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含义，因此一些学者对这个名称有抵触情绪。
但我们认为，对所谓的“日本模式”或“中国模式”准确性的质疑，其实是一种误解。小岛也好，我们也好，从来没有认为这样的模式会是一成不变的，或者是这两个国家特有的。正如所谓的“荷兰病”这种现象既非荷兰特有，也不是说荷兰永远都有这个问题。其实它就是对大宗商品部门急剧扩张之后造成的宏观经济现象的一个比较形象的名称。正如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早就摆脱了“日本模式”而更多地呈现“美国模式”一样，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不会永远维持“中国模式”，而可能很快向“日本模式”甚至“美国模式”演变。
不过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误解，我们可以把这三种形式按其动机区分为“战略资产型”、“成本效率型”和“市场份额型”。“战略资产型”的原型是今天的中国，或者是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个时候国内生产成本还相对比较低，企业也还没有形成明显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通常不把企业搬出去，投资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战略资产如管理、技术和品牌等，以帮助国内企业增强竞争力，逐步培育独特的竞争优势。产品的主销地既可能是国内市场也可能是国际市场。“成本效率型”的原型是小岛时期的日本或者后来的韩国和台湾地区，或者是新兴市场经济。这个时候国内企业已经在低端产业积累了一定的竞争优势，成本快速上升严重威胁企业的竞争力，因此就会选择迁往成本水平更低的国家，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小岛将其称为“边际产业扩张”。产品的主销地往往是国际市场。“市场份额型”的原型就是今天的美国，或者其他发达经济体。这些国家基本处在世界技术的前沿，企业往外迁移主要是为了进入壁垒比较高的市场。因此，产品的主销地往往就在东道国市场。
对外直接投资的生命周期假说究竟是否成立，我们还需要做进一步的验证。不过直观地看，这是符合内在逻辑的。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会永远以购买战略资产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经济快速发展一段时期成为新兴市场经济之后，成本压力就可能迫使一些企业走上“成本效率型”的道路。实际上，这个变化已经开始出现。过去几年，中国沿海地区由于成本压力增大而不得不迁往西部省份或者其他国家。同样，新兴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成本对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性会下降，技术的重要性会增强，这个时候的对外直接投资就更可能走“市场份额型”的道路。过去30年日本企业其实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
根据这个对外直接投资的生命周期的假说，我们可以推断未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能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一方面随着金融经济改革的推进，外部失衡的问题会逐步减少，因此简单地追逐战略资产的投资可能会减弱。但另一方面，随着成本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成本效率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分将会不断增强。如果说过去国有企业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未来一个阶段很可能出现民营企业尤其是从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企业纷纷往外走，构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新一波浪潮。